在采访过程中，记者经常能在简陋的课堂和弯弯曲曲的山路上，见到这样一个教师群体：他们单薄的身体承担着沉重的授业压力，所有的时间担负起学生日常起居的种种职责，但即使昼夜不眠，他们也拿不到一点加班费，甚至有的人连最基本的工资也拿不到……他们就是西部农村的"编外"教师。

     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黎套村，记者见到了村小学教师王小荣。自去年七月以来，她因为代课老师的身份而没有拿到过一分钱工资。站在办公室里的王小荣看上去很单薄，和记者对话也略显紧张。她告诉记者，她１９９６年毕业后来到黎套小学，因为没有编制，她不得不一直在学校担任代理教师。在去年七月以前，代理教师还能领到每月９０元的工资，虽然很少，在偏僻的黎套村也还勉强可以应付。可是去年七月宁夏采取的"合乡并镇"政策，把原来黎套村所属的红庄乡并入了张易镇。从此以后，代课教师的工资就不知道该由谁来支付了。记者见到她时，她已经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给村里的孩子们上了一年的课。对此，王小荣只是简单地说："全校２００多个学生只有１０个老师，我怎么能走呢？"

 

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倒淌河镇中心寄校，校长东主尖措告诉我们，全学区６６个老师中就有１３人不占"编"。这１３位老师从海南州民师毕业后没有分配工作，每月拿着４００元的工资却一直默默地坚守在教师岗位上。寄宿制学校的班主任任务比较重，除了上课，还要操心学生的日常起居。中心寄校８个教学班的８名班主任中，"编外教师"就占了一大部分。藏族教师尕藏加１９９９年从民师毕业后来到这里，一个月的收入仅仅是４２０元的工资外加每个月１０块钱的班主任津贴。可是即使这样，尕藏加去年一年就为学生贴补了八九百元的医药费。牧区的学生管理起来比较困难，尕藏加还曾经有过半夜步行十几公里寻找逃跑学生的经历。

 

感动中国年度人物、优秀志愿者徐本禹结束在大方县2年的支教工作,即将回到母校华中农业大学,开始研究生学业。昨日上午,大水乡大石小学200余名师生及家长与徐本禹依依惜别,眼泪,成为这场告别最珍贵的礼物。

    好想把您留下来

    “我不是清泉,不能浇灌你久渴的心田;我只是一湾溪水,为你洗去满身的疲惫。我不是学者,不能为你的事迹树碑立传;我只是一座驿站,把你的美德继续传扬……我只能将每一份思念和祝福,渗透到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”听着学生饱含深情的祝福,徐本禹的脸上顿时挂满了泪水。他太喜欢这些可爱的孩子,割舍不下这一方留下他辛苦汗水的热土。学生们含着眼泪哽咽着说:因为徐本禹老师,我们搬进了崭新的校舍;因为徐本禹老师,许多辍学的同学又重返校园;因为徐本禹老师,我们拥有了那么多快乐和美好的回忆。

    为了表达对徐本禹老师的感谢,学生们一清早便从山上采来了一束束的野花,家长们则送到了刚刚煮好的鸡蛋,一位叫李松琴的老婆婆硬塞给徐本禹一个100元的红包,她有3个孙子是小徐的学生,这100元是她卖了3只鸡得来的。

    中午1点,徐本禹踏上归程。弯弯曲曲的山路上,学生和家长送了一程又一程,直到徐本禹坐上了汽车,他们仍旧向前走着。徐本禹到大水乡政府不久,有20多名学生也抄小路赶到,送给徐老师两个西瓜和一些小纪念品。

    泪花,一直在徐本禹的眼中闪耀。他对学生们说:不要伤心,我会回来看你们的。

 

    700学生获资助

    大水乡党委书记沈义勇介绍说,徐本禹老师来了以后,由于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,目前大水乡共有7个学校在建,在建的校舍投资近300万元,是全县投入最大的一个乡,许多学校建立了图书馆、电脑室。徐老师来之前,全乡缺教师29名。后来,由于大量志愿者的到来,大大缓解了大水乡师资紧缺现象,先后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四五十名志愿者到大水乡支教,目前仍在大水乡支教的志愿者共有18名。全乡共有2000名学生,受到社会各界资助的学生就有700名。

    沈书记说,现在大水乡的知名度高了,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,这有利于大水乡的发展,这是徐老师给大水乡留下的财富,全乡人民都要感谢徐老师。

    支教，爱心大接力

    徐本禹就要离开了,华中农业大学今年经过严格的选拔,挑选出两位志愿者接替徐本禹,与山东大学的王震一起,到大石小学继续支教。

    曹建强、田庚都是华中农业大学大三的学生。曹建强今年22岁,河北人,读经营管理专业。田庚,23岁,贵州人,法学专业的学生。他们都是出自农村的孩子。

    据记者了解,曹建强从小家境也不好,他回忆说,自己4年级开始骑着28式单车卖冰棍,当时自己还没单车高。现在长大了也想为那些和自己一样穷的孩子做些事。他还告诉记者,自己去年就来过一次大水乡,经过家访后,他发现这里的一切已经深深的震撼了他。回想起这些事,曹建强更加坚定地留下来,要努力地帮助这些孩子。

    相比之下,田庚更多的是被校友徐本禹的事迹所打动,田庚告诉记者,徐本禹的事迹感动了自己,但更多的是一份感激之情,身为一名贵州人,更应该到这里来帮助这里的人。记者从他们的朴实无华的语言中体会到,这些志愿者带着一颗年轻、热情的心来到贵州省大水乡,用他们力所能及的双手去帮助大水乡的贫困儿童。

    让志愿者无后顾之忧

    徐本禹将于今年8月底,回到母校读研。今年5月下旬起,华中农大便开始招募支教志愿者接替徐本禹在贵州的工作。招募对象锁定2002级学生,除身体素质过硬和道德品质好以外,还有一些硬性条件:口头表达能力强;至少担任过一年以上的学生干部;至少获得一次校级三好学生;能吃苦耐劳,热心公益事业等。

    据悉,在众多的报名者中,共有11名候选人符合各项条件。由教务处、研究生处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学生工作部(处)、校团委、校纪委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考核小组,对符合条件者进行了综合考核。

    据了解,参加支教接力的两名志愿者,除享受国家西部计划的相关待遇外,学校还将在支教期间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,并专门从保送研究生名额中拿出两个名额,志愿者支教一年后将直接回母校攻读硕士研究生。在同等条件下,接力者中如有意愿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者,可获优先推荐。该校党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,挑选两个志愿者去接班并给予政策倾斜,这是学校承担社会责任,继续探索服务三农、服务西部新途径的一种尝试。

第五站·三亚

高峰乡红新小学老校长的梦想：建一座桥，让孩子上学放心过河

    ■高峰乡红新小学：教室连“工棚”都不如，几根柱子撑起几块竹片和沥青纸，挡不住阳光，更遮不了雨。

    ■高峰乡抱龙村扎文小学：一个学校只有一名教师，两个年级。一年级15人，二年级11人。因买不起电表、交不起电费，教师生活工作只好点蜡烛。

    ■红新小学老校长：许多学生上学要过河，每次山洪来时，老校长都要亲自送孩子们过河，如果洪山实在太大了，老校长就叫孩子们到他家住，等待洪水退后再回家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从没间断过。

    阳春三月，阳光和煦。绕过几座山后，在高峰乡工作站黎成文的陪同下，我们来到了红新苗村。这是一个新村落，前几年扶贪工作队帮助建起来的。红新小学校长盘育良介绍说，学校很简陋，共设一、二、三个年级，61名学生，由两名教师（夫妻）和他来任教。

    “那是一对年轻的夫妻，他们甘愿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山里的孩子，奉献给党的教育事业。”

    天一下起雨，教室就漏雨

    记者来到学校时，看到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在给孩子们上课。其他两个班的学生则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等待。不久，这位女教师给孩子们布置作业后，又跑到另一间教室给孩子们上课。盘校长解释说，因为缺老师，他们经常这样上课。因为另一位教师（那位女教师的丈夫）因公事出差了，校长又陪着记者，所以没教师上课了。记者看到，其中一间教室其实还不如“工棚”，四周连一块遮风挡雨的物体都没有，只有几根柱子高高地撑起几块竹片和沥青纸，阳光从从屋顶的缝隙中透谢进来，洒落在孩子无邪的脸上。“天一下起雨来，教室就漏雨，孩子就没地方上课了。”校长这样告诉记者。

    夫妻撑起一个学校

    下课后，这位年龄仅28岁的女教师林珍回到宿舍谈起了她和丈夫在这里的“执教生涯”。

    “我是黎族，而这里的孩子全是苗族，孩子刚来时只会苗语，我们的语言无法沟通，我刚来时教一年级，还要教孩子们如何握笔，教书很费力，要一个个指导。”林珍老师说，“直到今年，我跟我老公说，教一年级太辛苦了，我太累了，我们换一下，你来教一年级吧。”毕业于通什师范学校的丈夫黎明安十分理解妻子在教学上的难处，尽量帮助妻子克服种种困难，共度难关。

    林珍老师还给记者讲起他和丈夫谈恋爱时的一些尴尬事：“他们那时四个男人挤在我们现在的这间宿舍里，周末我老远过来，但没地方住，总不能和四个男人挤在一起过夜吧，最后我和他只好搬到教室里。”

    结婚后，林老师要求调到这里，和丈夫黎明安一起默默无闻地支撑起乡村义务教育的天空。

    林老师说，这里生活虽然有些困难，但是和这些孩子在一起也开心。如今，他们已有了一个4岁的女孩，为了不影响工作，他们将孩子周托到南岛机关幼儿园，以便夫妻俩更能专心致志地教学。他们在教育教学中爱生如子，对学生倾注了全部的爱心。

    记者发现，夫妻俩连个厨房都没有，几块石头放在一起算是做饭的地方了。记者问及这里没有菜市场买菜如何解决时，林老师说，菜可以自己种，这不成问题。只是有时想吃鱼吃肉就有些麻烦了，只好托人从10多公里外的南岛农场买回来了。

    采访结束时，我的感觉很复杂：你不能不佩服林珍夫妻，能在那地方呆下已经不容易了，看着破烂的教室，望着眼前的群山，我的思绪飞出很远。在海南，像林珍这样的山村教师还有许多吧。

    值得庆幸的是，三亚市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也有了明显增加，今年在红新村投入50万元新建一所小学，目前正在兴建中。

    每升一级就有一些孩子失学

    高峰乡抱龙村扎文小学

    只有两个班，一年级15人，二年级11人。陈国忠老师是这里唯一的教师。记者来到他的宿舍兼办公室时看到，桌子上竖着一支尚未燃烧完的蜡烛。他说，因买不起电表，交不起电费，所以只好点蜡烛了。

    “一个人管理好这里的学生难不难？”记者问。陈老师说：“一个人确实不容易呀，有时候，家里的小孩生病了，如果带孩子去看病，这里的学生就没人管了。”陈老师说，他既教语文、数学，又教思想品德课，有时候，上课上到20多分钟后，布置练习题让学生做，然后又转到另一间课室上课，就这样转来转去。“在我们这里，孩子受教育的真的不容易，每升一级，就有一些孩子失学。”陈老师忧心忡忡地说。他告诉记者，这里孩子上一年级的辍学率几乎为零，但孩子升学至四年级后，就有一部分学生流失。因为四年级后要走路到5公里远的抱龙小学上学，一天来回4趟，约20公里。每天早早必须四五点钟起床，6点钟赶到学校去做早操。如果父母早上起不来做饭让孩子带去学校，中午必须返回家吃饭后再赶回学校。一名不愿上学的学生对记者说：“每天走来走去，脚都走痛了，就不想去了。有些同学怕父母骂，走到半途后便在路边玩至放学再回来。”

    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农村孩子辍学的主要原因：一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好，供不起孩子继续读书；二是当地交通不方便，学生家离学校太远，学校又没住宿；三是少数孩子成绩欠佳，自已逃学、辍学。

    改善山村教师的生存和生活状况，是确保广大农村教育发展的基础，也是关系到千百万农村孩子的前途命运所在。教育界人士指出，要改变山村教师精神上富足，物质上匮乏的局面，就必须进一步改善教学条件，采取切实措施和倾斜政策吸引具有教师资格人员到农村中小学任教，从而大力提高乡村教师队伍素质。只要全社会都来关心农村教师，改善农村教育环境，农村教育必将实现新的跨越。

    老校长的梦想———

    建一座让学生上学方便的桥

    红新小学校长盘育良是红新苗村土生土长的本村人，也是当时村里最有文化的受人敬佩的人。1973年开始拿教鞭的他谈及山村教育时，感慨万千。

    “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，教育是民族进步的动力。文化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不良生活习惯。”盘校长说，以前，他们苗族姑娘只能嫁苗族男子，男方娶了女方后要到女方家住上一至两年才能回来。如今，通过文化教育，年青人思想解放了，接受外界的新事物也快了。然而，近年来，山村教育现状又令人堪忧，山村教育正处在一种举步维艰、负重前行的困境之中。

    俗话说，“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”。盘校长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能有一座让学生上学方便的桥。他说，红新小学虽然只有三个年级，但因为附近村庄没有学校，扎文、扎浩等自然村的学生都到这里来就读，而且必须要过南龙河，每次山洪来时，盘校长都要自亲送孩子们过河，如果洪水实在太大了，盘校长就叫孩子到他家来，等待洪水退后再回家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从没间断过。他最大的梦想是，有一座桥，让孩子上学时放放心心心地过河。

    挥手告别那僻远的山区，孩子们那张渴望知识的大眼睛拨动着我的心弦。我想，再过几十年，孩子们或者变成了农民，或者早已飞出山乡在其他的地方繁衍生息，但他们一定不会忘记这间风雨飘摇中的学校。

    采访日记

    难忘那顿苗家饭

    3月16日，我去了红新苗村采访。中午，红新小学盘校长在他家里款待了我。那顿饭，我将终生难忘。

    采访至近1点钟后，盘校长见我还没有走的意思，走进厨房吩咐儿子几句后，继续和我聊。不久，厨房里忙活了一阵后，开饭了。一碟野菜，一碟炒花生和一碟炒蛋。盘校长说，这里没有市场，是到外面去摘的野菜，花生是自家种的。没有鸡了，不然杀个鸡。校长一家人很热情，总是叫我喝酒吃菜，老是担心我饿肚子。

    我边吃边想，关于温饱问题，许多城里人是无法理解的，他们一顿饭也许就吃掉这里一家人一年的口粮了。在苗家作客让我深受教育。感谢那顿苗家饭！

第四站·白沙

南开乡力乐小学：背米煮饭上学忙

    离县城30多公里的南开乡力乐小学规模较大，有6个年级，7名老师，90多名学生。

    力乐小学的教室是平房，蓝白相间粉刷得很漂亮，学校还升着鲜艳的五星红旗。但学校没有围墙，村里养的火鸡和小猪在教室间奔跑，搞得学校象个动物园。校内灰土很厚，下课时，几十名学生跑出来玩耍，尘土扬得灰蒙蒙一片。学校没有厕所，近百名师生全都需到外面树丛“方便”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学生自己背米煮饭     

    力乐小学的学生来自周边5个村庄，有几十名学生住在青松乡那堂村，离学校有20公里远。去年学校靠教育部门拨款买砖瓦，村民出力盖了2间简易的住房，有20多名学生可以住在学校，不用每天来回走40公里上学了。但学校至今没有食堂，学生从家里背米来，放学后，学生们自己淘米煮饭。

    17日下午，记者在力乐小学看到，学校搭出一排小棚子，棚外堆满了学生们捡来的干柴。记者走进棚屋，里面被柴火熏得黑乎乎的，地上到处是草木灰，靠墙有很多用几块砖头搭起的小灶，墙上挂着10来个乌黑的小铁锅。

    在学生们做饭的棚屋内，记者没看到任何蔬菜和炒菜的工具，老师们说，受条件和时间限制，小学生们是不可能炒菜来吃的，他们只煮米饭吃，有时从家里带来咸菜下饭。

    学校老师说，每到放学，住校的学生们都会到外面捡来干柴，用废纸引燃，放米煮饭。由于土灶有限，课余时间有限，一部分学生是早上6点钟就起床煮饭，一次煮全天的饭；一部分是晚上把第二天吃的米饭煮好，第二天早上吃凉饭。 　

    下雨不能过河上学

    记者为到力乐小学采访，过了两条河。由于天气干旱，河水尚不深，但河床很宽。河上没有桥。力乐小学的师生们说，每年9月份，这一带下雨较多，这两条河便成了难以逾越的天堑，河水深时常常过腰，学生们都不敢来上课。

    从县城往力乐小学，30多公里的路上，记者没看到一辆公交车、卡车之类的大型车辆，两名记者在县城花钱租了两辆摩托车来到这里采访，有的路被水冲刷出很多坑，路上石头多，连摩托车都只能推着走。

    由于这所学校的老师较多，大家彼此切磋，自力更生地开出小块菜地，不至于没青菜吃，有时间的话，还可到附近的河里抓鱼、摸田螺吃。

    报纸常常晚到一个月

    力乐学校没有安装电话，记者所携带的手机在这里收不到信号。在这里的老师们眼中，使用电话和手机，是很遥远的事情。老师们大都不是本地人，因为交通不便，平时住在学校，只在放寒暑假时才到外面与亲人团聚。他们很少与外面通信，即使写信，也很难找人帮忙寄出去。学校订有一些报纸，只能托学区的人代收，偶尔有人出去，一捆一捆地把积了月把儿的报纸带回来。

    他们的工资都被打到工资卡上，有时一个学期才能出去刷一次工资卡，好在除买米煮饭外，平时不花什么钱。

    南开乡什庄教学点

    南开乡什庄教学点与很多农村学校一样，没有围墙，没有厕所，老师和同学们都只能到校舍周围的树丛里“方便”。这里只设1-2年级，3年级学生要到南开乡中心学校上。 　

    教室门破洞钻得进人

    这个教学点只有两间平房充当校舍，一间教室稍大些，另一间中间砌堵墙，一边上课，一边放着两张床，是老师住的地方。教室的门烂得只留下几根木条，中间横七竖八订着些半圆形或长条的木板，凑凑合合总算没跨掉，但门上的洞，小朋友们可以毫不费力地钻来钻去。

    这里任教的两位老师都不知道这两间校舍是何时建起。一位老师说，每当外面下大雨，房顶就掉泥皮，令人提心吊担。

    什庄教学点有17名小学生。17日中午，记者到达这个教学点时已近上课时间，10来个孩子在教室外的土堆中玩耍，其中有个5、6岁的小姑娘，兴致勃勃地用一根树枝拉着一个3、4的小男孩儿玩。记者吃惊地问这里的老师：“上学还要带着小弟弟吗？”一位老师告诉记者说，小姑娘姓黎，是一年级小学生，她家离这里比较近，小弟弟常来学校找姐姐玩，姐姐上课时，他有时自己在外面玩球，有时和姐姐一起坐在教室里。老师对于这种现象习以为常，他很宽容地说，有好几个孩子都常带弟弟妹妹来上学。

    上课了，老师来到一棵树下，敲打一块吊在树枝上的一块铁，这便是这里的“闹钟”了。几名小学生仍迟迟不进教室上课，那个带弟弟的小姑娘，还在忙着照顾弟弟呢。

    老师美餐是米饭泡方便面

    符仟令和王海祥两位老师在这个教学点任教。符老师从东方师范学校毕业10多年了，他来什庄教学点干了4年。刚来时这里没电，晚上到处漆黑，只能点煤油灯照明。村里近年通上了电，村长还把自家的黑白旧电视机借给他们看，但他们只能收看到海南新闻综合频道，连中央台都收不到。这里没有电话，他们想打电话只能走9公里路到乡镇上去打。

    两位老师周末回家主要是探亲兼采购食物，他们最常买的食物是方便面。“我们不买容易腐烂的青菜。”符老师说，平时只能从家里带些苦瓜、萝卜、茄子等易保存的蔬菜。“最常吃的是米饭拌方便面。”符老师告诉记者，他们煮好米饭后，再泡一包方便面来拌米饭吃，方便面的调料渗进米饭中，倒也可口。学校附近有条小河，有时候他会在小河中放下一张网，晚上放，早上取，偶尔能捞到几条鱼出来改善生活，有空时也到河里摸些螺煮来吃。

   与那些跋山涉水上学的农村孩子比起来，牙叉南妹村的孩子要幸福一些，村里有所南妹小学，他们不用在上学路上辛苦。但南妹小学只有1-2年级2个班，每个班10来个学生，3年级后，他们就要到9公里外的白沙镇读书了。南妹小学没有围墙，几间瓦房与这一带的村舍根本没什么差别。只有教室外种植的几棵三角梅开得非常茂盛，红艳艳的一片，在绿色的山野里特别醒目。 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哪里不漏坐哪里     

    南妹小学一排瓦屋4扇门，分为两间教室、两间教师办公室。记者乍进教室，没找到黑板在哪，仔细看才看出，墙上有块稍黑的地方写着粉笔字。学校符积光老师无奈地说，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给黑板刷油漆了，黑板已变成白板了。多亏教室小，学生离“黑板”距离近，老师还不担心学生辩别不出粉笔字。记者在一年级教室里数了数，“黑板”上有20个大大小小的洞。

    瓦屋的房顶上居然有阳光射进来，记者在一年级教室内抬头数过，发现房顶上有10个大小不等的洞，有的是整块瓦没了。二年级教室的房顶也不例外。记者问符老师：“下雨的时候怎么上课？”———符老师说，哪里不漏坐哪里。一下雨，学生就搬着桌椅不停地挪动。老师讲课时，拣不漏雨的地方站就行了。 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粉笔每粒如黄豆大     

    南妹小学的教室里，课桌非常陈旧。符积光老师说，学校的课桌椅至少有30年的历史了，他是本村人，他在南妹小学上学时坐过的课桌椅现在还在用。

    学校的窗户难找到玻璃，窗子上的洞大得能爬进人。老师用来批改作业的桌子与学生的同样破旧，上面放着一个红墨水瓶和粉笔盒，粉笔盒里只有几粒粉笔，每粒有黄豆大。符老师说，粉笔必须节约着用。以前老师用的粉笔和墨水拿杂费收入来买，今年免除杂费后，至今没收到拨款用来充当办公费用。（

 

第三站·澄迈

澄迈加乐岭下小学：1个教师+8个学生＝1所学校

    2005年3月18日，记者来到澄迈县加乐镇加乐村委会岭下小学。

    “课桌”仅1个半手掌宽

    两间教室、一间办公室是岭下小学所有的家当。一间教室空着，另一间教室里坐着8个孩子，孩子年龄约在7岁之间，他们上课的神情很认真。讲课的是一位男教师，叫王仕斌，今年59岁了。

    记者看到，孩子们的课桌实际就是长条的凳子，记者用手量了一下，“课桌”仅有1个半手掌宽，还没有孩子的语文课本长。讲台上老师的桌子很破旧，且一条腿还短了一截。用水泥砌的讲台，一边的水泥已经脱落，露出一截截砖块。黑板是用墨汁涂在墙上的，记者没看到黑板擦，老师是用一块破布擦涂黑板上的字。桌子上粉笔盒里没有1根完整的粉笔，10几根所剩无几的粉笔头有的不足手指盖大。老教师手攥着一截非常短的粉笔头吃力地在黑板上写下“春到梅花山”5个字。

    记者在学校转了一圈，没有发现厕所，也没有看到水房。岭下小学的王仕斌老师告诉记者，学校没有厕所及水房，孩子们大小便就在附近的杂草丛里，孩子们都是自带水，有的孩子干脆在校不喝水，学校如果用水就到附近村子里的井中打水。

    1个教师教6门课

    教室门前是一片杂草地。王老师告诉记者，孩子们就是在这里上体育课的，因没有场地，学校没有任何体育器械，孩子们的体育课就是列队，喊个一二三四，或者是玩老膺抓小鸡。记者了解到，王老师是该校唯一一个老师，学校只设一年级一个班，学生8名。

    据了解，岭下小学，除了老师的工资外，一学期的教育经费为400元，除掉老师的教材课本费100多元后，剩下200多元就是该校一学期的全部经费。换锁，换灯泡，教学用的粉笔都是从这200元里支出。随记者而来的加乐镇中心小学的王校长对记者说，平时他们来到学校，都是自己带着矿泉水，可不敢麻烦王老师买水喝。

    据王老师介绍，学校开设语文、数学、思想品德、美术、音乐、体育课，一天上5节课，所有的课都由他一人教。王老师说他对音乐懂得不太多，简单教些孩子歌曲，至于美术课孩子们就是照着课本的图画“照猫画虎”了。

    王老师告诉记者，他执教已有30多年，按理说，他已到了退休的年龄，现在小学生的教育更为科学规范，就他的能力已经达不到教学要求，但因种种原因，他只能继续教下去。据加乐村委会王书记介绍，加乐镇共有11个村委会，加乐村委会是加乐镇较贫苦的村委会之一，去年人均年收入为1800元，因经济的原因，像岭下小学这样条件极差的学校，该镇有6个。

    学生一句普通话也不会

    记者指着语文课本上的“春天”两个字让孩子念，3个孩子念不出来。孩子们不懂普通话，就连简单的对话都不会。王老师解释说，他上课时是用普通话教学，海南话翻译。王老师说，孩子们从小在家说的是海南话，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说，虽说上学了，但入学仅一个学期，说普通话很吃力。

    记者问一个女孩，会不会在电脑上打字？女孩摇摇头。站在旁边的家长说孩子连电脑都没见过，怎么会打字。这位家长用海南话与女孩对话后对记者说，孩子说她不知道什么是电脑。这位家长直言不讳地说，恐怕老师也不懂吧。

    一位抱着小孩的村民对记者说，他哥哥的孩子就在岭下小学读书，孩子学得东西很有限，学校没有音乐老师，没有钢琴，没有专业美术老师，孩子的基础教育是很重要的，基础打不好，以后学起来就很困难 ，一些家境条件好的将孩子送到加乐小学读书，一般家境的只能让孩子上这样的学校。该村民说他很羡慕城里的孩子，他们农村的孩子不像城里孩子有那么好的学习条件。

    据岭下村村民小组组长老王介绍，岭下小学原本是所很有声望的学校，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，该校培养出不少栋梁之材，60年代该校设有小学一至五年级，学生有80多名。后来，该校校舍倒塌，1999年由加乐镇政府拔1万元购买水泥等材料，由农民出工修建现在的3间房作为教室。从2001年开始，该镇学区将该校二、三年级近50名学生转到3公里外的加乐村委会加乐小学上学。他希望学校的条件能改善。（

第二站·东方

东方市抱板镇玉道小学：背着弟弟上学去

    3月16日下午3点过6分，上课时间已过了15分钟，8岁的黎族小女孩金令背着2岁左右的小弟弟，匆匆忙忙爬上了二楼，满头大汗地走进二年级一班的教室。教室里语文老师正在带领全班同学念课文，看到她。老师没有指责，只是示意她赶快到座位上坐好。金令背着弟弟走到自己的课桌前，先解开抱带将弟弟放在地上，同桌同学一边继续念课文，一边站起来给她让座。金令自己坐好后，再将弟弟抱到板凳上坐好。

    念课文时，金令一边拿着课本跟着老师念，一边不时扭头看看身旁的弟弟。弟弟正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，四处张望，苦着一张脸。金令心里担心着，怕弟弟会坐不住哭闹起来。

    下课后，记者问小金令，为什么会带着弟弟来上学。小金令说，今天父母地里活很多，忙不过来，没法照看弟弟，所以只能让她带着弟弟来上学。她是家里的老大，有两个弟弟，在楼下，她还有一个尚未到上学年纪的弟弟在自己玩着呢。

    大孩子带着小孩子来上学，这在城市里几乎是见不着的现象。而在这所全都是黎族学生的小学里，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。学校的高校长告诉记者，因为这里的黎族村民们都是靠种田为生，一到农忙时大人都要到田里去干农活，实在没有功夫照顾幼儿，于是照顾小弟弟小妹妹的任务只能交给大孩子们了。而大孩子又要上学，为了不缺课，又能完成父母交待的任务，就只能将弟妹一起带到学校来了。

    高校长说，一般来说学校是不允许学生将弟妹带到课堂上来的，怕影响他们自己和其他学生的学习，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。但四五岁以上的孩子倒还可以让他们在教室外自己玩，像金令弟弟这样才1岁多的孩子怎么能让他自己在外面玩。所以老师也不忍心不让金令把弟弟带到课堂上来。毕竟这样总比让小金令只呆在家里照顾弟弟，不能来上学的好。

    高校长说，黎村的村民经济来源主要靠种田，偶尔碰到香蕉收成的季节时，可以去帮人搬香蕉，一天赚个一二十块。但那也只有几天的功夫。因为经济条件不好，黎族的孩子从小就要帮助家里分担家务，小小年纪就算得上家里的一个劳动力了。前几年去学生家里发动学生上学时，有的家长就不愿意送孩子来上学。他们说家里几个孩子都去上学的话，就没人去放牛了。学校老师上门几次都做不了家长的工作，最后还要通过村委会一起来发动。这两年，情况稍微好点，家长不那么反对孩子来上学了。尤其是像小金令这样可以一边上学一边看孩子的，家长一般都会同意孩子来上学。

    3人挤坐一桌

    在玉道小学，记者还发现，该校六年级的30多名学生，平均年龄都是十四五岁，最大的还有16岁，年龄都有些偏大。高校长告诉记者，去年毕业的六年级学生平均都是十五六岁，最大的还有18岁。这里孩子上学都比较晚，都是9岁、10岁才来上学。有些则是上到三四年级，因家庭经济太困难或者没人手干活，就休学了，后又再来接着读。而在城市里，16岁的孩子应该都是初中毕业了。

    据高校长介绍，玉道小学的学生主要来自学校附近的玉道和俄乐两个黎村。学校现有6个年级11个班，这学期共有571个学生。而上个学期只有514名学生，估计下学期会超过600个。今年省里实行义务教育免学杂费的规定，学生上学费用一下子便宜了很多，家长们都非常高兴，学校这学期开学前的发动工作也特别好做。以前不想送孩子上学的家长，这次经学校老师做工作，都乐意让孩子来上学了。

    上学费用便宜了是一方面原因，另一原因也是黎族村民们的教育意识有了变化。高校长说这两年村民们也渐渐意识到知识的重要，教育的重要，现在有的孩子才6岁家长就让他来上学了。学校这两年也经常给毕业班的学生做工作，开座谈会，鼓励他们继续读初中、高中、考大学。去年毕业的20多名学生，大部分都继续上了初中。

    谈到目前学校的困难，高校长说主要是学生增多了，教室不够用，课桌椅也不够。虽然去年新盖了四间教室，但教室空间太小，摆不下太多桌椅，学生们有的是三个人挤坐一桌。还有学校目前没有钱修围墙，校园安全还是个问题。

第一站·屯昌

新雄小学的高兴事发愁事无奈事

    最高兴的事：适龄儿童都来上学了

    新雄小学有6个年级，加上一个学前班，共设了7个班，在校生303名。校长李达彬感到欣慰的是，政府免除了杂费，对贫困生还免除了课本费，学生上学费用少了很多。本校上学期免除了121名学生的课本费，这学期又追加免除了20名学生的课本费，接近一半的在校生不用交课本费了，附近的学龄儿童基本上都能被送进学校上课了。

    令新雄小学的老师们感到欣慰的另一件事是，老师们的工资都能按时发，并且去年涨了好多，李达彬校长从1976年开始当老师，他现在的月工资有1491元。

    最发愁的事：学校没围墙

    新雄小学有幢上个世纪80年代盖的教学楼，有两层高，课桌椅很破旧，教室的地板多处破损，窗户上很多玻璃不见了。学校老师们最为在意的是，学校没围墙，社会上闲杂人员常会进来转悠，会影响到学校教学秩序。

    这所学校没有一台电脑，老师们所使用的惟一的教具是粉笔，他们在参加培训时，知道城市学校都在用多媒体教学，感到很是羡慕。

    最无奈的事：老师宿舍揭瓦透光

    古代有读书人“ 凿壁偷光”，3月16日，记者在新雄小学采访时发现这里的老师揭掉房瓦，想使房间透进些许亮光。

    新雄小学有13位老师。老师们住着两排极陈旧的瓦屋。在该校任教的柯老师说，他1973年在这所学校读书时，老师们住的就是这几间房子。很多房间没有窗户，只能靠开门透点光，大白天仍然非常黑暗，为使墙壁显得平整些，老师们在墙壁上贴满了报纸，而没贴报纸的地方，尽是砖缝和泥巴。记者注意到，很多老师房内拉着塑料布，他们说，如果下大雨，屋内漏雨。

    该校童老师夫妻俩都是老师，他们只有两间房，一间是卧室兼办公室，一间是厨房。卧室内摆着两张床和一张桌子，床上和桌上堆得满满的，全是学生作业本。为避免孩子把作业本翻乱，他们把小孩送到姥姥家。童老师家的厨房由于没有窗实在太黑暗，他很具创意地把屋角一块瓦揭下来，果然透进了一线天光。

我们欣喜

    记者们在文昌等地发现，有些农村学校建起崭新的教学楼，配备有电脑、实验室等，硬件设施不输于城市学校，他们优美的环境、宽敞的体育场地则远非城市学校所能及。

    根据农村学校教育工作者和村民们反映以及记者亲眼所见，农村学校“控辍”工作已有明显成效，即使在大山深处，即使最贫困的村民也会把孩子送去读小学。

    农村老师们的工资有了保障，他们对收入感到满意。

    这些都是令记者感到欣喜的。

我们震撼

    但是，还有众多农村学校所面临的困难仍然令人震撼：记者们亲眼所见，有的学校里低矮的教室破旧不堪，下雨天教室多处漏雨，老师和学生一起在教室内“打游击”，寻找不漏雨的地方上课；有的学校用的是30年前的桌椅，桌椅高度和学生身高根本不成比例；有的学校黑板没有钱重新刷漆，变成了白板；有的学校闹钟是拣来的破铁；不少农村学校没有食堂，离家很远的学生自己带饭来学校吃，或者用砖头堆起一个小灶，从家里拿来小锅，为自己煮米饭吃。

    农村教师的艰辛是城里人所难以理解的，离市场远，不能购买青菜，米饭泡方便面是他们常吃的食物。为了补充维生素，他们只能去河边摘野菜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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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再做另外一个助学基金会的网站，有点忙，小站有些冷清了。现在想找两名合作伙伴一起打理这个博客。伙伴将和我平等拥有这个博客的一切，并共同承担更新站点和宣传站点，有兴趣者请发E-mail至 hzhou@ucalgary.ca联系我。

伸出你的双手，为了祖国的明天！

在贵州省黔西县中建乡的一片高高的群山顶上，有一所村级小学名叫红板小学。那里地势高寒，学生们上学除了背一个书包外，还要背一个编织袋，里面装的是木柴、煤炭和土豆。柴火用来在教室里烧火取暖，土豆则是他们在学校里的午餐。

2005年12月16日，在一名好心大学生的带领下，记者驱车200多公里，走进了这片海拔1460米的群山。

师大学生求助：红板的孩子光着脚丫上学

12月11日,贵州师范大学大一学生郑威信拨进本报热线电话，讲述了他在10月下乡社会实践时，看到的一幕令人心酸的景象：在黔西县中建乡的红板村小学，初冬了，学生们很多还穿着单薄的衣服,打着赤脚走十几里山路上学,让人看了非常心疼。“我想帮他们，至少让他们能有一件厚一点的衣服御寒，至少让他们有一双鞋子穿在脚上！”郑威信对记者说，“但我也只是一个穷学生，我现在没有那个能力。”

12月12日，本报对此事进行报道后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。郑威信宿舍的电话成了热线，一百多名贵阳市民打进电话表示愿意捐助衣服、文具。一个服装厂老板为孩子们捐助167套衣服，当作校服送给红板小学的167名学生。一家童鞋厂也捐了167双童鞋。另外还有一些读者，将家里孩子穿了几次就丢下的一些衣服，送到郑威信的手里，托他转交给红板小学的孩子们，让孩子们能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。

12月16日，记者与郑威信及他的2位同学，在共青团贵州省委的帮助下，将好心读者捐赠的9大箱衣服、鞋子和众多市民的爱心，送到了红板小学。  

 

 

从1986年开始，中国搞义务教育也搞了19年了，但19年过去，仍然有太多太多的人对于“义务教育”这四个字一头雾水。义务教育，天天被中小学从业人员们挂在嘴边的名词，到底什么意思？ 　　好吧，翻开定稿于1986年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，看看我们的法律是如何界定的： 　　第二条　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。 　　第四条　国家、社会、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、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。 　　第八条　义务教育事业，在国务院领导下，实行地方负责，分级管理。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儿童、少年身心发展的状况，确定义务教育的教学制度、教学内容、课程设置，审订教科书。

不用过多的言语，看完上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，人民群众大概就能明白了，义务教育，是谁的“义务”，义务教育，又是谁的“权利”？ 　　白字黑纸的法律总不能胡扯，可是，常常把“义务教育只是家长送孩子上学的义务”这些话挂在嘴边的中小学校从业人员们（注：特指高层从业人员）却振振有辞，仿佛他们说的都不是鬼话？ 那么，一竿子戳到底，义务教育归根结底是谁的义务？ 　　“义务教育中的‘义务’，就是指国家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利的义务，以及对社会所承担的义务，而不是相反。”著名教育家杨东平如此说。 　　在义务教育施行19年的今天，我们依然看到的是乾坤颠倒的局面。当然，徒有虚名的，不只是这个名词“义务教育”，更多的是那些披着羊皮的“中小学校从业人员们（注：特指高层从业人员）”。他们脑子里何曾有过“义务”二字？他们对于中小学生的苛刻似乎比老虎还生猛！试问，当今中国有多少因为学费过高而失学的儿童？ 　　据了解，在某些偏远的农村，不但要交学费，还要交所谓的“学粮”——即每到收获的季节学生们必须交纳一定的杂粮，真是变着法的搜刮。

割据一方，近几年来因吸引香港、台湾投资而富甲天下的苏州振臂一呼，声称要率先实行义务教育免费制度！这似乎是个好消息；接着，北京也宣布了免费义务教育计划——好消息，一串串地来了。转念一想，“义务教育”本来就应该免费嘛，苏州的作为，只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，何故如此欢呼？不过，在无奈的事实面前，这也的确算是好消息了。 　　然而，陕西偏远农村的义务教育呢？云南山村的义务教育呢？身处苏州、北京打工子弟兵的义务教育呢？这样一来，原本可以受教育的更可以受教育了，原本不可以受教育的更感受到了“世界并不同此凉热”的不公不平……

在苏州、北京的免费之音尚刚响起之时，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也透露了“十一五”期间，农村义务教育将全部免费的消息。可是，这又激起人民群众的又一个联想：收费的义务教育都搞不好，免费的又会如何呢？ 　　“义务教育”徒有其表19年，依旧创伤累累，如果在伤口上面撒把盐，试想结果如何？诚然，我们绝对不是反对“免费”，而是顾虑在“全免”之后出现相反的极端。 　　“义务教育”的核心是教育，教育搞不好，再义务也没有用。然而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不免费，“义务教育”就可以休矣！

 

老人临终前时断时续地说，感谢各界人士和群众的关心。他节俭一生助学支教，他表示，要是有来世，还将蹬三轮为年轻后生们播撒自己的爱心…[详细][白爷爷临终前最大的遗憾：对不起自己的儿女][我来说两句]

■组图：社会各界人士向白芳礼老人遗体告别	■白爷爷，爱我们，别走！	■公交车出租车 免费接送市民告别白爷爷

■残疾人宫英杰骑三轮车来的，车上有个很大的牌子“学白大爷义务助老”	■白芳礼大爱动人心 数千市民赴老人住所吊唁	■追思白芳礼：轮下助学万里路 胸中支教一片心

 

网友：       曾经我并不知道白芳礼老人，不过，去年哄哄烈烈的“感动中国”人物评选确使我认识了这位朴实无华，勤勤恳恳的老人，看着老人那瘦弱的身躯费力的蹬着三轮车，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位捐款近35万支援教育的模范！ 白芳礼老人走了，老人安详的走了，愿老人走好，一路平安…

老友杨俊玉：他为支教鞠躬尽瘁 　　“他这人太难得了，靠着一种精神，支持教育这么多年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，只靠吃糖块充饥，却还惦记着支教惦记着学生们。”[详细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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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光中学：爷爷，您一路走好 　　“他跟我说，他舍不得吃肉、吃鱼、吃虾，也不买新衣服，他省下钱来给贫困学生，他们都是好孩子，以后，他还要资助他们上大学。”[详细][我来说两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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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资助学生马壮：我失去了一位疼爱我的好爷爷 　　“如果没有白爷爷当年的资助，我可能终生与大学无缘，是白爷爷让我敢于憧憬未来，让我的前途充满光明，失去了他，我就失去了一位疼爱我的好爷爷”，还未从悲痛中走出来的马壮表示，他和同学们会像白爷爷那样，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，将爱心火炬传递下去。 [详细][我来说两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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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教委德育处：白老先生永远值得我们尊敬！ 　　“白老先生一直都非常关心经济困难的学生，无偿资助给他们学费和生活费，而这些钱却是他辛辛苦苦蹬三轮挣来的。在老先生生病前，我们曾想为他举办一些活动，让更多的人认识他，但他本人一直不愿声张，只是自己默默攒钱，然后送到学校去。这次白老先生住院，我们去看望他时，见到许多孩子围在他身边，他看着孩子们幸福地笑。我们突然觉得，孩子们就是老人的幸福啊！白老先生永远值得我们尊敬！”[详细][我来说两句]

 

6月21日中午，郑州市汝河路上一所民工小学的孩子们列队准备放学，因为父母在外打工，他们中间不少都是住校。随着大量外来务工者涌入城市，他们留守子女的教育状况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。